“政策就是這么定的,我們真的沒法辦!”
2021年春天,這句話像一堵墻,橫亙在59歲的劉建強面前。在市人社服務大廳,因檔案遺失導致無法認定“視同繳費年限”,他急得拍了桌子——這意味著他的退休金每月將少1000多元。
“沒法辦”,曾是無數群眾和企業在政務服務窗口前遇到的終點。但在劉建強拍桌子的那一刻,這個“終點”開始搖動,隨之而來的是一場內部“地震”。同年4月,市人社局在全國政務服務領域率先明確提出“對群眾訴求零拒絕”的制度性改革。

襄陽人社政務服務“零拒絕”窗口,讓難事變易事。
5年過去,這項從個體困境中萌芽的改革,已生長為一張覆蓋全市的“兜底”服務網絡。

一次拍桌子的維權
催生一項“不得拒絕”的制度
劉建強的案例,是“零拒絕”窗口誕生的直接導火索,也精準擊中了傳統政務服務的痛點。

劉建強接受媒體采訪畫面。(資料圖)
“改革前,痛點很清晰:一是群眾有異議,找不到溝通評判的窗口;二是有些事,政策沒明確,但訴求合理,我們沒依據辦;三是疑難問題,窗口人員不敢辦、拖著辦,風險大。”襄陽市人社局法規科科長曹金鵬復盤道,這些痛點最終都導向了同一個結果:拒絕。
“零拒絕”制度,試圖從根本上扭轉這個邏輯。其核心定義是:群眾和企業提出的訴求,無論能否按現行政策辦理,都必須第一時間受理。能辦的快速辦結;政策不明或訴求有合理成分的,啟動集體研判,限期回復;明顯不合規的,也要耐心解釋,告知路徑。
“我們的目標,是確保群眾需要時,我們無處不在;群眾不需要時,我們無聲無息。”曹金鵬說,這看似微小的變化,卻意味著責任的絕對前移——從“判斷能不能辦”轉向“先接下來,再想辦法”。
劉建強成了第一個受益者。人社服務大廳啟動了首次集體研判。工作人員陪他溯源,找到了養老保險手冊、參保臺賬、企業買斷協議等多份佐證。最終,憑借多類材料交叉印證,劉建強辦妥了退休手續,每月退休金分文未少。
更重要的是,以劉建強的個案為樣本,市人社局迅速調研全市20余起同類訴求,出臺了《檔案遺失職工退休認定暫行標準》。
“‘零拒絕’不是突破政策底線,而是用足政策、創新方法回應合理訴求。”市人社局黨組書記、局長楊富杰說,“件件有回復、事事有交代”,這項源于一個人困境的承諾,自此成為襄陽人社對全市的承諾。

破解一個人的困局
建立服務一座城的規矩
“零拒絕”的生命力,在于它不僅解決個案,更在于撬動“通則”。
2022年元月,襄陽一家制造企業的新員工小李,入職不到一周就因工受傷,手術費數萬元。但企業尚未完成社保增員繳費。依據《工傷保險條例》,工傷保險待遇從繳費次日起享受,這意味著企業需全額自付。對中小企業而言,這是一筆不小的意外支出。
“按政策,確實沒法走工傷報銷。但企業和員工的困境是真實的。”市人社服務大廳負責人梁劍說,他們沒有簡單拒絕,而是將個案迅速上報,并啟動跨層級研判。人社部門向省廳反映了“新入職未參保職工工傷風險空窗期”這一普遍性政策空白。
這個來自基層的、鮮活的訴求,推動了省級層面的系統優化。省人社廳在深入研究后,在湖北省企業職工社會保險網上辦事大廳中新增“工傷保險新增人員備案”功能。此后,全省范圍內,試用期員工入職第一天即可備案,若30日內完成繳費,其間發生工傷可享待遇,從而破解了行業的共性問題。

工作人員為市民講解操作流程。改革的觸角還伸向了更頑固的“信息壁壘”。2026年初,襄陽市鼎瑞燁公司在完成社保賬戶跨區遷移后,發現此前數月的費用無法繳納。企業經辦人員在人社、稅務部門間“多頭跑”,均被告知“系統沒問題”。人社窗口受理后,立即啟動跨部門協同流程。人社、稅務、省級“楚天云”平臺的技術人員共同排查發現,問題出在數據同步的延遲上。通過后臺手動補推數據,僅用3個工作日,繳費堵點被打通。

人社服務大廳“潮汐窗口”遇到業務高峰,早上七點半就開始辦業務。
從解決個人歷史遺留問題,到推動省級政策“打補丁”,再到打通跨部門數據“腸梗阻”,“零拒絕”的實踐,不斷拓展著政務服務的可能邊界。
來自省數據局的統計顯示,“零拒絕”制度推行5年來,市人社服務大廳在全省政務服務“好差評”系統中的好評率始終保持在100%。該大廳“零拒絕”窗口作為核心樞紐,累計精準受理各類政策不清、職責交叉、歷史遺留的疑難復雜訴求674件,整體辦結率達100%。

一個窗口的“不拒絕”
推開一扇治理的“新窗口”
“對群眾訴求零拒絕”的改革,若沒有剛性的制度約束和清晰的權責劃分,最終只會淪為口號,或壓垮一線人員。
襄陽的改革者深諳此道。在推出“零拒絕”制度之前,市人社局將分散在12個直屬單位、7個科室的255項業務權限,全部收歸人社服務大廳,實現“一窗通辦”。更重要的是,將管理權、經辦權、監督權分離。

襄陽市人社局推行“三權重構”改革,打造全國首家全業務“一窗通辦”的人社服務大廳。
“受理的不管審批,審批的不能受理。”市人社服務大廳副主任陶亮解釋,這種“各管一段”的模式配合系統隨機派單,讓“想卡要、想推諉”都失去了土壤。
所有業務線上留痕、限時辦結,超時即被系統亮燈,紀委監委實時監督。“現在大家的心態是,推掉不如辦好,辦好還能積累經驗。”陶亮說。
如果說“三權重構”奠定了“必須好好辦”的基礎構架,那么隨之而來的“政策融通”改革則為“如何辦得更好”提供了優化算法。市人社局建立了常態化政策研判機制,對內梳理消除政策沖突,對外搭建與稅務、公安等部門的數據橋梁。2024年以來,通過數據比對精準推動就業登記3400余人次,社保擴面5700余人,精準發放人才補貼超千萬元,從根源上提升了政務服務的主動性與精準性。像鼎瑞燁公司遇到的難題,也依托跨部門數據實時核驗得以快速解決。
人社部相關負責人在襄調研時曾點評說:“襄陽的‘零拒絕’是政務服務從‘權力本位’轉向‘責任本位’的生動體現。它可貴之處在于構建了‘受理-研判-解決-反饋’的責任閉環。”

工作人員幫助市民辦理業務。
5年實踐,“零拒絕”從一項兜底承諾,逐漸內化為襄陽政務服務的基因,其價值已超越個案解決。
其一,它重塑了政府與群眾的互動邏輯。從“依規說不”的防御姿態,轉向“我來想辦法”的共情與擔當。這背后是“人民至上”從理念到操作流程的落地。
其二,它證明了基層“小切口”改革能撬動系統性優化。一個窗口的“不得拒絕”,倒逼了內部權責重構、跨部門協同和數據共享,形成了“解決一個、規范一類、優化一片”的良性循環。
其三,制度化的閉環保障了改革的可持續性。“零拒絕”被嵌入“三權重構”“政策融通”的剛性框架和常態化政策研判流程中,使其從“領導重視”的臨時舉措,變為“制度驅動”的長效機制。
當群眾身邊的“辦事難”逐步化解,市場主體成長路上的 “發展痛”依舊需要用心護航。當下,襄陽人社部門正嘗試將“零拒絕”的被動響應,升級為“穿透式”主動服務,即帶著政策走進園區、企業,提前介入疑難問題。
劉建強如今已安穩退休數年。他偶爾還會經過人社服務大廳。大廳里,“零拒絕”窗口的標識依然醒目,后面坐著不同的工作人員,接待著新的、面孔焦慮的求助者。
從“沒法辦”到“想法辦”,這短短幾個字的轉變,在襄陽,用了5年去堅守和打磨。它或許未能解決所有問題,但它賦予了一個城市政務服務最重要的底色:
不冷漠、不推諉,并始終愿意為人的困境留一扇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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